疫情暴發后，國際經濟疲憊不堪，特朗普政府借美國大選造勢，將“美國優先”進行到底，前后提出“離開亞洲”“回到美洲”兩項本質雷同的計劃，且后者極有可能實現。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，我國政府應做好企業服務工作，積極改善投資環境，吸引更多國際資本來華投資，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；我國企業應認清美國政府相關政策本質，深入思考，及早應對，尤其針對拉丁美洲地區宜妥善處理好投資行為，避免遭受損失。

迂回——從“離開亞洲”到“回到美洲”

美國白宮拉美事務首席顧問毛里西奧·克拉弗-卡隆（Mauricio Claver-Carone）近期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，美國正在制定一項“回到美洲”的計劃，將以財務獎勵的形式鼓勵美國企業把生產設施遷出亞洲，轉移至美國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這項“回到美洲”計劃是將美國企業的部分投資帶回美國本土及轉移至拉丁美洲地區（帶不回美國本土的部分），因此該項計劃仍然是以“美國優先”為主。按照該官員的口徑，如果該計劃得以實施，有望將300億～500億美元（約合2 092億～3 487億元人民幣）的美資企業投資帶回美洲，對基礎建設、能源及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進行投資。

在“回到美洲”計劃之前，“離開亞洲”計劃已被特朗普政府大肆宣揚，二者均根植于“美國優先”政策。它們是從政治角度出發而做出的考量，嚴重脫離了“市場”這一極為重要的經濟因素。“離開亞洲”計劃提出以后，金融市場立即做出反應，美國股市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。同時，該計劃遭到美國商會、企業界等市場主體的強烈反對。在此背景下，“回到美洲”計劃看上去似乎更像是“離開亞洲”計劃的迂回政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毛里西奧·克拉弗-卡隆已于2020年9月13日勝選美洲開發銀行（IDB）行長，并于10月1日接替現任行長莫雷諾（哥倫比亞籍）擔任新一任行長，任期為5年，并可以連任。他是第一位由美國政府直接提名的IDB行長，打破了60多年來IDB行長均由拉丁美洲人擔任的慣例。追溯美洲開發銀行的歷史，其成員彼此間曾達成共識——要想使IDB獲得成功，必須讓拉丁美洲人領導。自IDB成立以來，該銀行的4位行長分別為智利籍的埃雷拉（任期為1960—1970年）、墨西哥籍的梅納（任期為1970—1988年）、烏拉圭籍的伊格雷希雅斯（任期為1988—2005年）和哥倫比亞籍的莫雷諾（任期為2005年—2020年）。此前，毛里西奧·克拉弗-卡隆的提名遭到了巴西、智利、烏拉圭、阿根廷和哥斯達黎加等拉丁美洲多國抗議，但最終“力排眾議”“過關斬將”，作為IDB接受的唯一提名候選人勝出。毛里西奧·克拉弗-卡隆在委內瑞拉問題和古巴問題上態度十分強硬。IDB是拉丁美洲地區主要的金融機構，可以預見，毛里西奧·克拉弗-卡隆擔任IDB行長后，將更有利于美國對該地區進行金融控制。中國于2009年從觀察員身份正式成為美洲開發銀行的會員，但目前并沒有實際話語權。可以預見，我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前景良好，但過程將十分艱辛，其中不乏美國因素的影響。從現在的情況看，暫且不論美國是否要下定決心“領導”拉丁美洲事務，可以肯定的是，美國極力想要阻礙我國在拉丁美洲地區的正常合作關系發展。

思考——誰是“回到美洲”的受益方？

如若美國政府真的執行“回到美洲”計劃，也許將會對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造成一定的影響，但放眼全球，這種影響十分有限。

美國企業是否離開中國，根本上由市場決定。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迅速、生產高效，消費市場龐大且不斷擴容，內需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，發展空間十分廣闊。我國已深度參與國際大分工且承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。如若強行離開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發展基地，無疑會極大地損害美國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，甚至會導致一部分企業無法正常運營。如果想要用“回到美洲”計劃強行讓兩國經濟“脫鉤”，勢必威脅到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的安全，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，危及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。這種做法與市場經濟規律、自由競爭規則、經濟全球化潮流相違背。因此，已經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撤離可能性極小，即便有一些對經營影響不大的企業意欲撤資，其真正離開的時間也較長。利益導向將促使企業做出理性判斷，最終選擇留在中國市場的企業將成為中國投資市場的中堅力量，并引導外商投資走向更高水平的發展。

當然，“回到美洲”計劃必然會對拉丁美洲國家有利，并使它們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經濟的聯系。由于特殊的地緣政治關系，美國政府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忽視拉丁美洲地區了。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經濟發展穩定，擁有較好的商業平臺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人才儲備，一直受到世界投資者的青睞，并且致力于改善本國的營商投資環境，在某些產業、行業具有比較優勢。如果美國未來拋出足夠有吸引力的激勵政策，毫無疑問，美國投資者會增強對拉丁美洲的投資信心，進而促進“近岸”投資發展。在“回到美洲”計劃下，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選擇拉丁美洲作為投資目的地。

判斷——中國政企如何應對？

“回到美洲”計劃背后，到底是美國的真正發展意圖，還是僅僅為美國大選造勢？后者顯然是最主要的原因。但即便特朗普未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，這項政策也極有可能在美國落地。

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到現階段，兩國博弈可能是未來持續面臨的問題。美國在國際經濟中的“霸權”行徑由來已久，這種“國際大哥”意識決定了美國一直是主動出擊，而其他國家則被動承受。這從美國強硬對待中國華為、抖音（TikTok）等企業，以及對待歐洲盟友等行為就可見一斑。我們與其賭美國“會不會”或“敢不敢”真正執行該計劃，不如及早做好應對措施，妥善處理相關海外投資，避免企業遭受損失。事實上，從目前情況來看，較大的風險來自于我國在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業務受到影響，而并非美國資本撤離的壓力。但不論影響幾何，我國政府和企業都應及早做好準備。

從政府層面看，為積極促進外商投資，我國已于2019年頒布了全新的《外商投資法》，并于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。該法規的實施為國外企業來華投資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，顯示了我國政府作為全球市場經濟一員面向世界擴大開放的立場，表達了對全球投資者來華投資的誠意。未來各級政府和各相關部門應當進一步執行好新的《外商投資法》，為外資企業提供優質服務。特殊經濟區還可以研究更高層次的開放政策。此外，政府應大力扶持民營資本的發展，健全民營資本海外投資相關政策，充分調動民營資本的活力，使其無后顧之憂。

從企業層面看，科學地制定國際化戰略至關重要。美國政府將投資重點放在美國本土和拉丁美洲地區，勢必會對我國企業在拉丁美洲的業務造成影響。根據不同行業、不同體量，我國企業宜廣交善友，加強與當地經濟的聯系，有效抵抗潛在風險和沖擊。我國企業“走出去”已有多年歷史，現已進入攻堅期，是追求“質量”而非“數量”的關鍵時期。海外投資時的本地化問題是目前企業面臨的痛點和難點問題之一。企業想要在海外獲得穩健的發展，除了被動接受外界因素的影響，更應當增強自身“還手”能力。大型國企可通過資本運作方式購買當地企業股權，從而進入當地市場，以較小的代價獲得業務；而數量龐大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缺乏資本加持，海外業務拓展之路舉步維艱。對于“走出去”的民營企業，除了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、法規法規，積極履行社會責任、營造良好的企業形象，最重要的是把主體業務做精做強、提高創新能力、提升科技附加值水平，仔細研究投資目的國的政策環境，探索產業鏈集群、聯合“出海”、工業園區等實踐，大膽應用政府平臺、商業平臺及國企平臺，邁出海外業務的第一步；同時，建立風險防控機制，積極應對海外投資風險，走可持續發展之路。

（來源：進出口經理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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